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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8 06:45:5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次,家庭育儿压力增大。“全面两孩”政策实施后,孕育二孩的家庭,不仅要照顾孕妇和新生儿,还要兼顾大孩,家庭育儿压力倍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男性配偶陪产假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建议,鼓励党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带头实施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;对百分之百落实完成年度内男性配偶陪产假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,在税费减免、融资贷款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奖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按照这个指导意见,不能保持社交距离为2米的情况包括,乘坐公共交通工具、参加小型聚会等各种难以让彼此保持2米以上距离的场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。《劳动法》对女性产假有明确规定,但对男性配偶陪产假无说明。他建议在《劳动法》中增加关于男性配偶陪产假的相关规定,明确男性在育儿方面的家庭责任和生育权利,并规定男性陪产假不得低于38天。同时,参照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,妻子多胞胎生育的,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陪产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国网5月21日讯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21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。大会发言人张业遂表示,疫情发生以来,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履行职责,出台《关于全面禁止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和食用的决定》,审议《生物安全法》草案、《动物防疫法》修订草案,部署启动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体系的立法、修法工作,宣传解读疫情防控法律,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法律支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时,相关高校、高中职业学校、社区要积极参与男性配偶母婴护理技术培训和能力提升工作,开发家庭教育课程体系,组织男性配偶开展产妇、新生儿照顾知识普及等学习活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为让产妇得到更好的休息,男性配偶应承担更多的照顾新生儿的工作。因此,建议将原有男性配偶陪产假延长至38天,用于陪伴、照顾产妇产前孕检建档(1天)、围产期7次产检(7天)和产后产褥期(30天)。”熊思东表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认为,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。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,“421”、甚至“422”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,“倒金字塔”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,加之城乡、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,祖辈与父辈、孙辈异地生活,夫妻异地情况较多,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产妇压力增大。据统计,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.4%,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。伴随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的增加,产妇恢复期增长,且在孕育过程中,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双重压力,不少女性在孕期及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,接近20%会发展为抑郁症。